《让子弹飞》中黄四郎是怎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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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让子弹飞》系列的第二篇,这电影看了很多遍,依然觉得没看懂。


譬如,电影里最大的反派黄四郎。


明面上他是鹅城实际上的统治者,“南国一霸”的最终结局,他的家产被鹅城人民瓜分殆尽,他的尊严被自己的下属武举人等践踏破碎,《让子弹飞》让鹅城的老百姓出了一口多年被欺压的怨气。


但是,没有了黄四郎这个土豪劣绅,鹅城的未来就会更好吗?


(黄四郎)


01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让子弹飞》的故事设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916-1928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通常被称为“军阀时期”。


许多人被洗脑,总觉得大分裂时期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这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了,应该丢回到北洋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忙着抢地盘、争地盘,为所欲为,才不管你老百姓的死活。


《让子弹飞》里,马邦德说鹅城的税收已经被前几任县长收到90年后了,老百姓没有油水可以榨了。


这很荒诞,却不夸张。


以税收为例,191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第十九条中规定:“参议院的职权包括议决一切法律案,临时政府的预算、决算,全国的税法、币制和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和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等”。



此后,1914年袁世凯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约法》,以及1923年曹锟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经过参议院的批准,就可以在当地肆意征税,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


当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基本都来自田赋,有些军阀就大为提前征收田赋,如四川梓桐县,在1926年已被地方军阀预征到1957年,预征达30年以上。在四川军阀们的眼中,什么宪法不宪法的,“你那么大声武气的搞啥子嘛!我哪里不对了嘛!”


无法无天,就是“军阀时期”的政治现状。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提前征税的做法屡见不鲜。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以国用急需为理由,没有等秋粮成熟,就向民间田亩征收附加税,按青苗地每亩税钱15,又征地头钱每亩20,通称青苗钱。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江浙一带预借来年夏税绸绢之丰,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向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预征田赋。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更是别出心裁,朝廷在太平军统治区收不到田赋,就改向其他省份预征,这种做法体现了官员们的创新思维。


不过,历朝历代朝廷提前征税的,都没有一个像近代“军阀时期”这么为所欲为、这么毫无顾忌、这么没皮没脸的。



02 暴力统治的延续


黄四郎说过,他只是个给刘都统跑腿的,而且还是仅仅是其中一条腿。


这个刘都统,是个西南地区的军阀头子。黄四郎在炸死之前,已经给他写了信,让他带兵来剿灭假县长张麻子。不出意外,刘都统三天后就会来到鹅城。


没有了黄四郎这个跑腿的,刘都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再扶植一个跑腿的。这个新的跑腿的可以借着刘都统的武力,在鹅城作威作福,继续贩卖人口、贩卖鸦片、经营妓院·····


这就是“军阀时期”,中国人民所要面对的残酷而又悲凉的现实。


刘都统对于鹅城等地的统治,靠的不是威权,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黄四郎的爪牙之一武举人,就是一个横行县里,仗势欺人的恶霸,卖凉粉的小老板仅仅是不小心把他的衣服弄脏了,他就把人当皮球踢,踢得半死不活。


假县长张麻子要升堂替凉粉老板做主,凉粉老板反而说自己不冤,冤的是举人老爷,因为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他,打扰了他的兴致。


由此可见,鹅城百姓对黄四郎及其爪牙的恐惧感到了何等程度。


军阀们用暴力维持统治,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军阀组织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它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


虽然某些军阀也试图回归儒家或朝向民族主义寻求合法性,但是这些意识形态要么是落后的丧失了政治认同,如儒家思想,要么它与军阀组织本身的能力和利益相冲突而被放弃,如民族主义。


总之,军阀组织几乎都没有系统的、一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军阀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因此,军阀只能靠赤裸裸的暴力来让老百姓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所以,当张麻子号召全城的老百姓跟着他一起打倒黄四郎时,没有一个人敢露头。



后来,张麻子把黄四郎的替身当街斩首示众,让老百姓都以为黄四郎被自己抓来杀掉了,大家才敢跟着张麻子冲进黄四郎的家,一通乱抢。因为黄四郎确实在自己眼前被杀掉了,人们内心里对黄四郎的恐惧感也就烟消云散。




03 老百姓需要黄四郎


另外,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也需要黄四郎。


“军阀时期”,有一支转战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被称为“白狼”。冯玉祥当时奉命围剿“白狼”,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白狼”也好,冯玉祥也好,都是军阀,为什么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能赢得百姓的民心呢?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白狼”军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根据地,是一股“流寇”,而冯玉祥则是驻扎在一个地方的“坐寇”。“流寇”抢完了就走,“坐寇”却会不断地要钱要粮,但“流寇”因为是一次性买卖,所以一定要全部抢光,而“坐寇”会考虑留下“会下金蛋的鹅”,就不会把老百姓抢的一干二净。


既然这个鹅现在是你的,你就会“保护”当地的百姓,不受其他土匪的掠夺。当然,百姓还得给你上贡,把自己的收成中很大一部分交给你,但至少,老百姓对自己每年的损失会有稳定的预期,于是,就会有一些动力扩大生产。


在《让子弹飞》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卖凉粉的老板尽管饱受黄四郎爪牙的欺负,但也一直在努力工作。


黄四郎也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城外的麻匪张麻子,虽然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鸦片生意,但是从客观上,也能为鹅城带来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也就是说,黄四郎给鹅城带来了一个基本的秩序,尽管这个秩序看起来青面獠牙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人人都有“自我保全”的需要,倘若没有统治,每个人出于恐惧和自保,就有动力去摧毁或征服别人,结果就会导致“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他的推论是,与任何可能的统治相比,这种状态几乎都更糟糕,“这种人人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可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


这样,“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所以,国家或利维坦的诞生就成为必要。


黄四郎的统治根本与现代文明相悖,但是对于弱小无助的鹅城人民来说,他们还有什么更好地选择吗?


不止是鹅城,在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就以湖南来说,军阀汤芗铭主政三年,人称“汤屠夫”,期间有五千至一万人因为政治因素被他处决。


汤芗铭被赶走之后,就连青年毛泽东都不得不感慨:“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其大计者也。”



04 鹅城路在何方?


要解决鹅城的问题,就必须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否则,除掉一个黄四郎,还会来一个张四郎、李四郎,换汤不换药。


除了军阀自己,估计没有人会赞同军阀统治,因此未来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是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们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当时,有这么几条备选的路。


一是走无政府主义之路,这是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对小资产阶级很具吸引力,其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在这时期以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进而排挤了小资产阶级,令这思潮有了社会基础。


1900年代,不少国人到欧洲与日本留学,便也受其影响。北洋政府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


无政府主义是种强调绝对自由与反强权的思想。也因为注重绝对自由,自也难免会反强权,甚而至于反任何形式的强权组织,包括政府。他们认为,政府是为善无力,为恶有余。


既然无力为善,而有力为恶,当然除之而后快。据此,他们也自然主张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形式的绝对自由无政府生态。


应该说,这是种浪漫有余,现实不足的思想。只是由于它反强权,对备受压迫或压抑的人群,自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这种思潮在1900年代的中国占优势,自有其时空背景。但也仅是阶段性的,因为它毕竟不够实际。


到1920年代后,很多信奉者如李大钊、恽代英等先后转向了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这才逐渐销声匿迹。


二是走联邦主义之路,当时联省自治运动被人们寄予厚望,甚至被授予了解决中国几千年来中央集权专制的历史问题,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现实问题等艰巨的使命。


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之下的连年兵燹和国家的四分五裂,迫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而要从小处着眼,希望中国能够走从局部到整体的路线,每个省先将自己的事情解决好,再解决中央政府的问题:“分治的统一为必由之途径”。


章太炎甚至走上极端,认为中央政府不能有一兵一卒,甚至外交、财政、金融这种显然应该由中央政府完成的事务,都要由各省民选长官副署才能生效。


湖南省是主张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地方,风潮所及,不少青年学生都为之心醉。例如青年毛泽东,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的评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此后,一直到1920年底,毛泽东共发表了主张湖南自治的文章10余篇,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反复阐述在湖南实行民治的思想。


在当时的中国,联邦主义的传播还不够广泛和彻底,中国本身长期以来单一制大一统的思想的长期影响,使得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做好迎接联邦制的准备。所以,1923年曹锟政府宣布民国法统的统一之后,联邦主义就悄悄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三是走国家主义道路,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坚持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的统一、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鼓吹个人必须服从、忠诚和服务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应作出无条件的牺牲。


1923,在法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对外号称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就是以国家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该党在当时中国“对外不能独立,对内不能统一”的情况之下,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表现出了难得的爱国热情。


他们旨在树立“国性”,视国家为超越于个人的有人格性的实体,力图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和爱国心,以挽救民族危亡。


该团体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成立了遍布国内外的30多个分支机构,是当时中国仅次于国共两党党组织,号称“全国第三大党”。


即使是到了抗战时期,该党在全国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国民党对四川青年党组织进行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05 结语


当然,更重要的救国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和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道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再细说。到了20年代末,国共两党合作,展开北伐战争,蒋介石在形式上完全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但是对于像鹅城这样的西南县城,直到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势力进入之前,还是处在被四川军阀统治之下。抗战时期,四川又成为国民政府抗日的根据地,几乎支撑着国民政府所有的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


四川人民不但要承担高额的赋税,还要家家户户出壮丁去参军抗日。而且,日本人的飞机也常常来扔炸弹。


由此来看,鹅城人民的日子并不好过。


《让子弹飞》篇末的彩蛋

张麻子不是救世主,他懂得握紧枪杆子不假,但也只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豪杰,无法成为一个新型组织的领袖。


打完黄四郎之后,他的队伍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而黄四郎死后还可能有王四郎、李四郎。更有意思的是,张麻子陡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也站在了开往上海的列车上……


参考资料:

1、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费正清编著《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出版

5、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

6、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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